汉末建安年间（196-220）集聚在魏国曹操父子周围的七位文学家。七子之称，首见于曹丕的《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阴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又因同居魏都，又称“邺下七子”。 七子都经历汉末大乱，家国涂炭，又都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统一国家、建功立业的愿望。在他们的诗文中，深刻反映了汉末社会现实的惨象、民生的疾苦，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自己远大的理想抱负，浸透着深沉的人生感慨，格调慷慨悲凉，文气磊落任纵。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就是后代所说的“建安风骨”。代表作品如王粲的《七哀诗》、《登楼赋》、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刘桢的《赠从弟》等。都典型地体现了建安文学的主潮。七子的风格各具特点。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体气高妙；王粲兼长诗、赋、散文，主观情感色彩较浓，成就最高，被誉为“七子之冠冕”；刘桢长于诗，格调悲凉，钟嵘称其“真骨凌霜，高风跨俗”；陈琳、阮瑀以章表书记闻名当世，诗歌也取得一定成就；徐干能诗能文，情感深细；应玚诗则文采风华。 在中国文学史上，七子在诗、赋、散文上，都作出很大的贡献。如汉末初步成熟的五言诗，在他们的笔下，已变成精美飞扬了；赋由汉代的大赋完成了向抒情小赋的转变，并达到了一个高峰；散文形成了“文以气为主”的特点，重视作家艺术个性的建立，在一些作品中讲究对偶排比，好用典故，又成为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七子著作，原集已佚失，今独存徐干的《中论》。清代杨逢辰著有《建安七子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