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塞缪尔·约翰生(Samuel Johnson， 1709—1784)，英国词典学家、作家和学者。自幼脾气怪戾，嗜好独处读书，素有博闻广记之名。19岁入读牛津大学，一年后因学费短缺被迫离校。此后，约翰生做过文法学校教员，出版过译作。26岁时，他和商人的遗孀45岁的伊丽莎白结婚。为谋生计，约翰生到伦敦闯荡，给报刊勤奋写稿，引起了大诗人蒲伯的垂青，日渐成名。他的过人才智和博学也吸引了无数的崇拜者——包括为其写下著名传记的同时代作家詹姆斯·鲍斯威尔。约翰生40岁那年，尽管他的婚姻生活屡现危机，文学事业却蒸蒸日上，发表了长诗《人类愿望的虚幻》和悲剧《艾琳》等名作，并全力编纂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英语大词典》。最后赢得了“词典约翰生”的美名，确立了自己在英国文坛的领袖地位。

【作品选录】

詹姆士·道德斯利对鲍斯威尔讲过：还有几年，约翰生就进入词典编纂时期了。一天，他听到自己哥哥——一位著名的书商——向坐在店里的约翰生建议：“编一本英语大词典应该会大受欢迎，约翰生开始似乎为这个提议所动，但过会儿，又突然以他特有的风格斩钉截铁道，‘我想，我不会负此重责。’”后来，当得知这个建议最初由罗伯特· 道德斯利提出时，约翰生则坚持说他“早就有编词典的创意了”。

任何一个人，如果郑重其事地要编一部英语大词典，他就会觉得该词典有必要和法国、意大利学界的伟大著作不相伯仲。尽管已有的英语词典林林总总，但没有一本是规范十性十的，没有一本是基于历史原则编纂的，或者说，没有一本能比得上欧洲大十陆同类词典的规模。近两百年来，英国作家一直呼吁，要出一部经久耐用的英语大词典，他们相继出谋划策，制定方案，相继又半途而废。传言汤森曾给艾迪生提十供3 000英镑，“邀其编一部英语词典，并挂上他艾迪生的大名”。还有一说，说艾迪生已着手编写，挑选权威典籍，收集引言引语。蒲伯也曾有意此事，大概列出了一份可资引用的作家名单。安姆布劳斯·菲利普实际上还发表过一份提议，说新词典应该分上下两册，对开版云云。约翰生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他知晓蒲伯的记录，采纳了菲利普的提议。在他踏进词典世界时，他就已经顺应了市场的需求，词典的理想样式和确切十性十质也已经定好了。编词典这个想法，对他而言，既不新鲜也不让他诧异。

在约翰生现有的参考书中，最重要的一本，当属纳什·百利编的《通用英语词源词典》。该词典初版于1721年，后来增订成大开本的《大不列颠英语辞海》，收词量实际上要超过约翰生要编的词典。然而，百利的词典和其他英语词典很不尽人意。想得到确切词义的读者，面对百利把老鼠描述成“一种人们熟悉的动物”、把网描述成“一种捕鱼捉鸟的工具”的定义，恐怕是很难满意的。

在诸多计划化为泡影和一次次有始无终后，深孚众望的人最终出现了。在约翰生身上，书商们终于看到了词典编纂者必备的所有条件——广博的文学知识、超强的记忆力、敏锐的逻辑思维和编写简洁定义的天赋。约翰生现在所要的全部，就是一份可使他安然度过冗长编纂岁月的经济保障。

可能早在1746年春天，罗伯特·道德斯利和约翰生就做出某种君子协定，为了让道德斯利对自己的意图有个明确的了解，约翰生书面说明了编纂计划。这份手稿写于1746年4月30日。一俟双方就编纂计划达成一致意见，下一步就安排资金方面的细节。因为没有哪一家图书发行商愿意独自对如此浩大的项目负全责，最后，罗伯特·道德斯利、安德鲁·米勒、查尔斯·希区、约翰·克耐普顿、保罗·克耐普顿、托马斯·朗曼和他的侄子一起组织出版词典。1746年6月，协议全面达成。按照合约，约翰生的稿费定为1 575英镑，词典在三年十内十完成。

约翰生面临任务的难度，在很多方面都要超出欧洲学者。三年完稿，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乐观估计。至少鲍斯威尔如此认为。他一度暗示约翰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甚了解，结果他的这位兄长以自己特有的风格答道：“先生，我万分清楚我在做什么，而且万分清楚怎样做，而且已经做得万分成功。”亚当斯博士也质问过约翰生：“可是，约翰生先生，你怎样做才能保证在三年十内十完工呢？”约翰生干脆地说：“亚当斯先生，因为我对三年完工确信无疑。”亚当斯不依不饶：“法兰西学院，有40名院士，用了40年才编完法语大词典。”约翰生态度依然坚定地答道：“亚当斯先生，实有其事。这样，算个比例吧，我想想，40乘40是1 600，3比1 600，也就是说3个英国人抵得上1 600个法国人。”

重大的签约日即将到来了，这时，约翰生分别致函道德斯利和托马斯·朗曼。给托马斯·朗曼的信原文如下：

正式合约已经送到我这里了，我估计是克耐普顿先生授意派人送来的。他现在已经离开伦敦了。我想问问，你和其他诸君，是否愿意在我们签约的那天，十共十进早餐。若你能定下日期，写好便条给他们，我的信差会跑十腿十把便条送给每个人，或者送到你觉得其他什么更为方便的地方。

合约最后于1746年6月18日签定。

约翰生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是找一处较为宽敞的住所。霍金斯评价说：“编词典之前，约翰生和妻子默默无闻，在斯特兰街和舰队街附近庭院里弄的不同房子十内十住过。为了完成这项重任，也为了就近房子里的印刷机，约翰生在格夫广场附近买下了一栋漂亮的房子，辟出一个专门房间，摆进写字台和其他家具，供五、六个时刻不离他视线的编写人员使用。”到了第二年，总算入住了，在伦敦市政厅的不动产税册上，约翰生是户主。

约翰生的新居在当时，甚至现在，都可谓是一栋十精十致坚固的建筑，有三层。宽敞的顶楼，就是词典编纂的圣十地。数年后，来访者绘声绘十色十地描述起顶楼的装设，谈起里面“一张滑稽的旧办公桌”、一张结实的座椅和一把“仅有三条十腿十一个扶手的旧扶手椅”。 约翰生“多次练十习十后能灵巧地”在这把三十腿十椅上稳坐不倒，他对三十腿十椅的缺陷十习十以为常，每当站起身，他“不是用手扶住椅子，就是泰然自若地把椅子靠在什么上面，在访客面前对这把破椅子十习十以为常”。

自来伦敦后，这栋房子是约翰生住过的最讲究的。餐厅和起居室在一层。上面是卧室和休息室，休息室里面部分饰以板条，有护墙板和飞檐，双开门可以推向楼梯道和落地窗，把两个房间变成一个大房间。卧室和休息室对着的楼上还有两个舒服的卧室。地下室十内十设了厨房，厨房门通向广场人行道下十面两个带拱的大房间。厨房里，还砌了一个石头洗涤槽和两个壁炉。因为第一层和第二层的每个房间都有人用，所以，佣人中可能有一个睡在地下室，也许就在楼梯下方。在格夫广场17号，约翰生一家住得相当体面舒适，和任何殷实的商人无甚两样。

广场的其他居民对这对行迹奇怪的夫妇怎么想，我们无从知道。哈里·格夫爵士告诉海克特，他曾迫于压力将约翰生赶出住所，因为左邻右舍抱怨约翰生整夜来回走动，自言自语，让人无法睡觉。如果有这么一回事，那也在约翰生夫人泰蒂去世和词典完稿很多年之后了，他一直到1759年3月都住在格夫广场。

关于约翰生编纂新词典的步骤，说法不一。从霍金斯和鲍斯威尔的书上，人们得到的印象可能是这样：约翰生先列出单词总表，再查寻权威典籍解释单词的用法。而比肖普·柏西坚持认为，约翰生首先博览十群十书，筛选例证，再汇集出单词表。只是到了最后，他才参考其他词典，检查有没有遗漏的单词。大多数证据支持后一种猜测。

一段时间，约翰生很可能确实用了一本十内十有空白纸页的1736年版百利对开版大词典。可能，他把五花八门的笔记注在这本词典上，要么就是用其临时夹存数千张字条。毋庸置疑，百利的词典帮约翰生补充了自己阅读中未遇到的单词。但最后，他并没有把百利版词典的词汇全部搬进新词典，而是吸收了大量的主要是科技方面的词汇。为了增加科技词语，他查阅了各种各样的物理、医学、园艺和法律专著。

然而，查找和罗列单词，不过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搜索权威的语言学资料。约翰生打算，他的这本词典，要指出最规范的作家对语言的最出十色十用法。为此，他准备博览十群十书以求得例证。有些作家他早就十分熟稔，有些则比较陌生。他日后坦言，培根著作是他到编这本词典时才熟读的，后来竟成了他最喜欢的书。他边读，边摘选供词典引用的段落，用黑铅笔在需要例证的单词下十面划线，用竖线划出引用的始末。为了字母编排的方便，他再在书边上写出划线单词的首字母。有时，一页书上标明的单词多达24个。

一本书读完后，他就把书递给助手，助手就把每个标明的段落分别抄到单独的纸条上。单词的下划线保留，为避免重复，书边上的大写字母要划以斜杠。然后，一大叠纸条按字母编排好，进入下一个流程。当时用过的一些书籍实际上还幸存到今天——零散的抄选纸条，摘自莎士比亚、培根、伊扎克·沃顿、罗伯特·十騷十斯、马修·黑尔爵士、伊撒克·瓦兹、约翰·诺里斯和约翰·菲尔的作品。

约翰生用过的书籍显然是包罗万象的，有些是他自己磨损不堪的藏书，有些是他从友人处求借来的。霍金斯打趣道，借来的书，“若是能回到书主手上的，往往面目全非，根本不值得保留，但也有人乐意收存，视若拱璧。”如果说，书上的那些涂鸦令当时的书主恼怒的话，现代的收藏家却对此津津乐道，因为它们给约翰生编写词典的常规流程提十供了宝贵的佐证。

交付印刷的定稿明摆着准备用四开纸。据鲍斯威尔记载——尽管这令人难以置信——约翰生开始时犯了一个大错。他把词典抄在80个空白大簿本上，而且是两面抄，遭到了排字工人的一致强烈反对，“后来，他不得不让人把大簿本上的十内十容转抄到一张张的纸上。”最终定下的最好十操十作的安排是这样的：词典抄在大纸上，分两栏，一般一栏只有两三个词条。约翰生亲自书写单词、词源、词义，下十面留出很大的空白给助手粘贴权威的例句。要做到格式一致，抄写工整，可是费尽了周折，最后，只有一名助手练成了熟练工。

对于选录的引文，约翰生的考虑远不止在语法和文体方面。他的主要目的是说明单词的恰当用法，辨析微妙不同的词义。但他还有一个词典编纂以外的意图：

我在一开始收集权威典籍的时候，就希望每一个引言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说明某个单词的用法。鉴于此，哲学家的引言要揭示科学的原则，历史学家的引言要披露生动的史实，化学家的引言要说明完整的过程，神学家的引言要含有感人的劝诫，诗人的引言要体现优美的表达。

因此，约翰生的词典不只是一本参考书，而且是人生感悟的宝库，阅读和查阅，两全其美。他仔细选择参考资料，留用那些自己觉得心诚悦服的语句。这样，在确定语言含义的同时，他可以潜移默化地教导风化，影响评论。有人认为，编词典不过是一种毫无创造的苦役，约翰生对这种看法，是很反感的。

尽管到了最后，他被迫压缩了这项宏伟的计划，受篇幅限制，删除了许多已经收集好的引言引语，但留下来的，也足以令词典散发出浓郁的个人风格。词典，的确变成了他心目中公正言论的大全之作。因而，他“从艰辛的词语搜索中得以喘十息，给词汇学荒芜灰蒙的沙漠点缀些绿草鲜花”。

“荒芜”一词颇能说明问题，因为约翰生对编纂中的词汇学部分的兴致，永远比不上他的文学和哲学雅好。一天，亚当斯博士见他勤勉工作，就问他怎样获取全部的词源资料。约翰生轻松地答道，“呐，先生，这个架子上是朱厄尼斯的书，斯金纳的，还有其他人的；这本是威尔士一位绅士出版的，收录了威尔士谚语，有助于我对威尔士方言的了解。”约翰生对他力所能及的，做得游刃有余，但能力外的，就另当别论了。他十精十通古典，但没有也不会有日耳曼语言词根方面的扎实功底。

鲍斯威尔骄傲地指出，约翰生的助手中，五名是苏格兰人——其中两个姓麦克宾斯，一个叫弗兰西斯·斯图尔特，在词典完成前去世，一个叫罗伯特·希尔斯，还有一个是“麦特兰先生”。只有一名助手，V·J·佩顿，是英格兰人。这些助手地位卑微，生活拮据，无名无财。可是，每个助手毫无疑问都做出了贡献。据载，斯图尔特长于解释“下里巴人的语言”，尤其是赌十博牌术用语。约翰生认为他心灵手巧，值得信赖。他对多数助手都有嘉评。在他眼里，希尔斯虽没有接受过多少正统教育，却是个“具有十精十确理解力的人”；涉世不深的大麦克宾斯学富五车，拥有多种语言知识。

在亲密十合作结束后的多年，约翰生对所有助手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关十爱十贫穷的希尔，在他病逝前一直通过各种方式接济他。麦克宾斯忍饥挨饿，他就悲叹自己无力援手。他竭尽所能地帮助佩顿，在词典日后修订时再次雇他加盟，最后，“出资料理了他和太太的后事”。别人认为这个佩顿是个“傻瓜、酒鬼”， 约翰生对人可没有过于审察。每个帮助他成就大业的人，都在他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有一张未注日期的便条，是给印刷商威廉·斯特拉汉的，给词典的经济状况提十供了一些线索：

我请你在寒暄时带上这张便条，送给米勒先生，给他讲讲我们词典的进展情况，也告诉他，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维持下去了。我每周付给所有助手十共十3英镑20先令，但他们给我的帮助却不多。他们要求有更好的待遇，我也觉得应该如此。说到底，请再给你卑微的仆人塞缪尔2基尼。约翰生书。

安德鲁·米勒无疑是词典合作方的稿酬负责人，以对作者慷慨大方著称，一度被约翰生尊称为“世纪资助人”。米勒是个成功的商人，“嗜酒常醉”，甚至他最亲近的同僚斯特拉汉也“从来察觉不出他有什么清醒的时候”。正是这位醉翁在词典最后一页付梓的时候，热切地感谢上帝。

早些时候，约翰生是在每个星期六晚上领取固定稿酬，后来，改成按张计酬，每一印张1基尼。当然，所有的一般十性十开支，都是从合约定好的总稿酬里支取的。

词典队伍在格夫广场顶楼十内十埋头苦干，抄啊，写啊，粘啊，贴啊，这期间，肯定有些花絮趣闻。词典十内十的一则引文激发了希尔斯和其他雇员讨论起托马逊的诗歌来。尽管约翰生认为这位《四季》的作者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但对他仍有微词，说他的主要错误是，词语像云彩一样朦胧不明，而意思却不能“透过云层”。为了予以证实，约翰生拿出诗人的作品，大声朗读了一长段，然后问：“写得是不是很十精十彩？”毫无十警十觉的希尔斯表示，十精十彩至极。“哈哈，”约翰生得意洋洋地答道，“我是跳行读的！”

(赵庆庆译)

注释：

弗朗西斯·朱厄尼斯(1589—1677)，德裔英国语言学家。

斯蒂芬·斯金纳(1623—1667)，是最早研究条顿语言的人，朱厄尼斯和斯金纳编成的词源学词典，对约翰生的词典编纂很有帮助。

【赏析】

谈及约翰生的传记，詹姆斯·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被公认为是最名闻遐迩的一本。又因为这本传记重在表达人生，实事求是，一向被视作欧洲第一部“近代的”传记，是传统传记和近代传记的分水岭(范存忠语)。

可是鲍斯威尔的传记也有美中不足之处。最令人遗憾的是，他对传主成名前的情况描述欠周，语焉不详。鲍斯威尔从1763年初晤约翰生，一直到后者逝世，两人相识十共十21年时间。英国《万人丛书》里的《约翰生传》总十共十1 256页，其中1 000多页记录的都是这21年的生活。至于约翰生在遇见鲍斯威尔前的50多年的生活，仅占全书的237页。也就是说，人们普遍了解的约翰生，是已经年过半百而且功成名就的文坛巨擘了。那些传神的约翰生式谈话记录，也基本上集中在他的后半生。约翰生幼时是怎样的孩子？他受了父母的哪些影响？他怎样对付刻板传统的学校教育？他如何在伦敦惨淡地卖文为生？他到底怎样仅用7年就编出了那本著名的《英语大词典》？他和比他年长20岁的妻子关系到底如何？这类重要的问题，在鲍斯威尔的传记中，是找不到答案的。

自鲍斯威尔的传记出版以来，约翰生的崇拜者和研究者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挖掘更多的资料，以期重现约翰生更详实十精十确的生平。比如埃莱恩·莱尔·里德(Aleyn Lyell Reade)整理出的《约翰生拾遗》(Johnsonian Gleanings)，展示了鲍斯威尔疏漏的大大小小的新发现。以约翰生为主题的各类文章，也层出不穷。正是在条分缕析大量新资料的基础上，美国的约翰生研究专家詹姆斯·L·克利福德写出了《青年约翰生》，不仅解答了鲍斯威尔留给读者的许多疑惑，而且还约翰生一个更完整的本来面目。该书从约翰生呱呱落地写起，一直写到1749年约翰生40岁——首次用真名出版代表诗作《人类愿望的虚幻》。此时，约翰生在文坛已经名声赫赫，他的博闻广识和怪戾十性十格已经为世人所津津乐道，而且，他已经“像船夫全力划桨一样”日夜赶编英国第一部《英语大词典》。如果说，鲍斯威尔展现的是站在巅峰上风光无限的约翰生，是他的成熟期，那么，克利福德的《青年约翰生》展现的，是向社会上层艰难攀爬的约翰生，是一段卑微、苦痛的成长岁月。这对于了解任何一个伟人的一生，无疑是必不可少的。

和鲍斯威尔的传记相比，《青年约翰生》没有长篇累牍有时难免令人生厌的对话记载，没有对人物、场景、冲突等的戏剧十性十安排。该书作者也没有像鲍斯威尔一样，作为传记的一员人物现身书中，来陪衬传主的不凡、卓越或病态的忧郁和暴躁。但这本书自有它独特的魅力——它对约翰生周围的人描写得更加完整、充分，它对大词典工程这一可谓是约翰生一生中的最重要事件，展示得也更加令人信服。再者，该书对约翰生的十爱十情和婚姻生活叙述得也更加真实，真正做到了“不为尊者讳”。

由于材料所限，加之鲍斯威尔重在表现自己和约翰生结交后的点点滴滴，他的书中基本不见约翰生生活早期的人物。父母、兄弟、同学、老师、旧时朋友等等，着笔很少，形象也非常模糊。克利福德在传记“前言”中评价说：“鲍斯威尔对约翰生的家庭关系知之甚少，不知道他的家庭关系很紧张，也不知道他父母的脾十性十和品位。”但在《青年约翰生》中，读者不仅完全能看清楚约翰生成长时期的这些重要人物，而且能意识到他们对他一生都有影响。比如，约翰生的父亲不仅是个趣味高雅的书商，而且是令约翰生敬畏逃避的严父，约翰生讨厌时时被父亲叫去在客人面前表演才学。约翰生的母亲不喜欢读书，和丈夫毫无十共十同语言，却鼓励约翰生学会拉丁语。结果，约翰生对父亲是敬而不十爱十，对母亲是十爱十而不敬，而且终生如此。由于身有残疾，记忆力惊人，约翰生在利奇菲尔德文法学校期间， 一直卓尔不十群十。作者引用约翰生的原话说，在学校里，“他们从来不说约翰生好得像个学者，而说某某学者好得像约翰生。”但约翰生也有如影随形的同窗好友海克特，也有对其十分赏识却一生潦倒的拉丁语老师郝金斯，也有他对棍棒教育令人惊奇的赞同等等。诸如此类的重要信息，鲍斯威尔基本上都没有涉猎。

尤其在讲述约翰生如何编写出史无前例的《英语大词典》方面，鲍斯威尔不过是泛泛而谈，而《青年约翰生》一书却深入了词典编纂的各个细节，工作的繁琐、经济的窘迫、约翰生和几名助手的友情、编纂过程中的花絮……都被作者娓娓道来，从而令读者信服地看到在“词典约翰生”盛名的背后，不仅仅有约翰生过人的才智，更有异乎寻常的超负荷劳作——约翰生称之为“苦役”。在鲍斯威尔的书中，读者经常惊叹的是天才的“巧”，是天才的洒脱和辉煌，而在《青年约翰生》中，读者更多感受到的是天才的“拙”，是天才的苦修和失意。约翰生本人也说过，“生命中大部分需要忍受，只有小部分可以享受。”

鲍斯威尔像一部超级留声机，记录下了约翰生的无数言语，也像超长优质的胶卷，留下了约翰生的各种影像和行为。这些记录有嘉言懿行，也有“牛尾巴为什么这么长”、“妻子必须取十悦丈夫”的奇谈怪论，更有约翰生 “走路十爱十数步子”、“喝茶可以连喝12杯”之类的怪癖。总之，鲍斯威尔老老实实把伟人好的、坏的、雅的、俗的、美的、丑的层面都写到了。《青年约翰生》在这方面毫不逊十色十，它像放电十影一样，忠实地再现出传主40岁以前的言行举止。比如，小约翰生自尊心极强，推打护送他回家的老师；他虽然拙于运动，却是爬树高手；他一直为睡懒觉的十习十惯而深深自责；他经常自言自语，有时吵得邻人无法休息。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在约翰生敏十感的十爱十情和婚姻问题上，鲍斯威尔竭力展示他对妻子情深意笃，似乎有粉饰之嫌。《青年约翰生》则据实坦言。书中一方面像鲍斯威尔一样肯定约翰生对妻子的感情，另一方面也写出了他们的婚姻远非琴瑟和谐。特别是在约翰生壮年时，妻子开始酗酒、吸食鸦片，体态臃肿，情绪变幻不定，很少能让丈夫在紧张的编词典工作之余，得到放松，享受婚姻的乐趣。约翰生自己也偶有怨言，“我原可以和处十女结婚，可却娶回一个寡十妇。”鲍斯威尔一味描写约翰生在妻子病逝后，如何在泪水和祈祷中度过每个祭日，如何痛苦，如何追忆前情，却避而不提约翰生婚姻生活的勉强和尖锐矛盾，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评论家加里·威尔斯(Garry Wills)认为：“认识鲍斯威尔尚有那么多未曾了解，是现代约翰生研究的肇始，这意味詹姆斯·克利福特就是新起点。”

如果说，在鲍斯威尔的传记中，约翰生已经是栩栩如生，瑕瑜互见，呼之欲出，那么，《青年约翰生》则令约翰生更加完整，更加生动，因而也更加真实。只有把克利福德的《青年约翰生》和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合在一起阅读，一个完整、生动、真实的约翰生其人，才能重现在我们面前。

(赵庆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