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300年的历史，诗歌创作较为繁荣。其发展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较优秀的诗歌大都为由元入明的诗人所作，刘基、高启是其代表。他们经历了元末的大动乱，接触到了现实生活，因此诗作揭露了社会现实的一些黑暗面，富有社会内容。如刘基的《二鬼》诗，通过离奇变幻的神话故事表达诗人想重建儒家封建秩序的理想；乐府诗《筑城洞》、《畦桑词》、《买马词》等，有的表达对时事的忧虑，有的讽刺政令繁苛、重敛伤民。总的说，他的诗歌成就较高。高启的诗歌，众体兼长，其中的乐府诗，不少接触到农村现实生活，如《养蚕词》、《打麦词》、《田家行》等，具有风土气息，表现了农民的苦与乐。他的抒情写景类七言歌行和七言律诗，如《醉歌赠宋仲温》等登临、怀古、赠答诗，写出了江山的壮丽，抒发了祖国重新统一的情怀。他的诗才华横溢、清新超拔，是明代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 此后的100多年，诗歌方面最有影响的是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粉饰现实、歌功颂德的台阁体和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台阁体”诗派的“三杨”，均先后官至大学士。他们以太平宰相的地位，写了大量应制、颂圣或应酬、题赠的诗，雍容典雅，但内容平庸乏味。后人追随他们，使这种诗风流行了100年左右。其间只有民族英雄于谦的诗，鲜明地表现了他爱国忧民的情怀。其后的茶陵派诗人李东阳，推崇李白、杜甫，想用深厚雄浑之体代替“台阁体”，但并未能消除“台阁体”的影响。 明中叶以后，诗歌出现的变化，从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中表现出来。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文学上“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反对“台阁体”。他们写出了一些有现实意义的作品，但毕竟创作以模拟剽窃为能，走上了盲目尊古的道路。稍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重复“前七子”的错误，再一次发起复古运动，使诗歌创作模拟倾向更为严重。其中的王世贞，晚年诗风渐趋自然，部分诗歌现实感增强。后来以袁宏道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在李贽“童心说”影响下，提出了“独抒性灵”的诗歌理论，他们以清新的诗风，使诗坛耳目一新。稍后，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针对公安派流于轻率浅露的毛病，以“幽深孤峭”的风格来补弊纠偏，却又形成了孤峭奇崛的诗风。晚明，以陈子龙、夏完淳为代表的复社、幾社诗人，才起而强调诗歌反映现实的战斗作用。总的说，明代诗歌作家多，创作数量大，而且形成的流派较多，也提出了许多诗歌创作的理论主张，但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与深度却不如唐诗与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