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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克·吐温《傻子出国记》梗概+原文摘选+读后感[ 文学鉴赏 ]

    文学鉴赏 时间:07-13 热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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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内容:

    【作品提要】

    1867年6月至11月,我以记者身份参加了租用“教友城号”轮船漫游欧洲和基督教圣地的旅行的旅行。旅行的游踪跨欧亚非三洲,北抵俄国港口城市敖德萨,南到埃及首都开罗,东至小亚细亚腹地,其中以法国、意大利、土耳其、叙利亚、巴勒斯坦诸国历时最久,游历最广。我们途中见到的人,从亚速尔岛的葡萄牙农民,到俄国沙皇,再到耶路撒冷的乞丐,可说千奇百怪;所见的事物,从民族民俗到艺术古迹再到宗教胜迹,更是五花八门。旅途中我们这些从美国来的“傻子”动辄装傻充愣,叫导游们大伤脑筋,也干了不少寻开心的恶作剧。朝圣结束了,但这一经历,将在我的心头留下甜蜜的回忆。

    【作品选录】

    在法国,一切都有板有眼,一切都有条有理。从不出错,三个人里头必有一个穿制服的,不管是帝国的陆军元帅,还是扳道员,总是随时随地,心甘情愿,毫不腻烦,文质彬彬地回答你提的一切问题,随时告诉你乘坐哪辆车,不但如此,而且还随时带你到那节车去,免得你迷路。你要没车票,就不能走进车站的候车室,火车要没停在候车室门口接你上去,你就不能踏出唯一的出口。一上了车,你要没验过票,乘客的票子要没个个查过,火车就不开。这主要是为你着想。万一你乘错了车,就把你交给一个礼貌到家的车务员,他会把你领到该乘的那列火车上去,还一味向你殷勤地鞠躬。一路上动不动就要查票,到该换车了,你自会知道。你是在热心关怀你利害关系的列车员手里,不是在那些把全副本领用在想出些新花招,处处存心怠慢你的人手里,美国铁路上的列车员都是些过于自负的专制大王,就经常这样出新花招。

    不过法国铁路当局最好的德政是——半个钟头吃顿饭!不是五分钟就要你囫囵吞下干干巴巴的面包卷,浑若泥浆的咖啡,令人起疑的鸡蛋,橡胶般的牛肉,还有谁都不知道如何设计、如何完工的馅饼,只有做饼的厨师一个人知道这血淋淋的黑幕!不是这样。我们从容坐下——那一顿饭是在古老的第戎吃的,这个字拼起来很容易,念起来可费事,除非把这字文明化一下,叫成迭米强——斟出浓醇的勃艮地葡萄酒,照着长长一张客饭菜单,一道道细细咀嚼,什么蜗牛饼啊,鲜美可口的水果啊等等,吃完付了账,价钱实在便宜,高高兴兴地重新上车,对铁路公司骂也不骂。这真是难得经历的事,叫人终生难忘。

    我们一路掠过里昂和梭恩河(我们在当地看到里昂小姐,一点都没想到她有什么美);掠过维拉·法朗卡,当奈尔,古老的桑城,梅伦,枫丹白露,还有其他不少美丽的城市,沿途始终看不到猪坑、牛场、泥浆、破围墙和没粉刷的房子,沿途看到的始终是干净、优美、讲究修饰和美化的趣味,甚至对一棵树的排列,一行树屏的曲折都大有讲究,还有叹为观止的道路,修得尽善尽美,不见车轮印子,连一点路面不平的病都挑不出——在那个明朗的夏天里,我们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地飞驶过去,快近黄昏,火车开进一大片香花和灌木丛中,又飞奔而过,于是,人人都高兴起来,个个心花怒放,半信半疑地还以为只是在做美梦,瞧,居然到了繁华的巴黎啦!

    那个规模宏大的车站,秩序多好呵!没人争先恐后,拼命乱挤,也没人大叫小嚷,咒天骂地,更没有穷凶极恶的马车夫纷纷跑来花言巧语地抢生意。这些老爷站在车站外边——悄悄站在一长排马车旁边,一言不发。看来有个马车夫总管似的人独揽了全部运输事务。他殷勤地接待乘客,领乘客到要坐的马车上,把乘客的目的地告诉车夫。马车夫也从不“顶嘴”,从不贪得无厌地漫天讨价,也不唠唠叨叨地大发牢。片刻之间,我们便坐着马车,飞驰过巴黎大街,兴高采烈地认着早在书本上熟悉的街名和地方。我们在街角上一看到丽伏利路的路牌,就像见到了老朋友;我们认识卢浮宫的画片,也认识雄伟的卢浮宫真迹;我们路过七月纪念柱,用不着谁告诉我们这是什么,也用不着谁提醒我们纪念柱的台基上一度是森森的巴士底狱,那座埋葬人类希望和幸福的坟墓,那座暗无天日的牢房,地牢里有多少年轻的脸庞添上岁月的烙印,有多少骄傲的人物给摧残得忍声吞气,多少勇敢的心灵给折磨得意志消沉。

    我们在旅馆里定好几间房间,说得确切些,是一间房里摆三张床,这样大家就可以住在一起了,定好房间,趁华灯初上,到饭馆去,舒舒服服吃了一顿,吃得心满意足,足足吃了老半天。样样都是那么整洁,菜做得那么出,招待那么客气,来来去去的客人都蓄着那么一撮小胡子、那么活跃、那么和蔼、那么十足道地的法国化,在这么个地方吃饭真是一大乐事!周围一切都是喜气洋洋,生气勃勃。两百个人坐在人行道上的小桌旁,喝着酒,呷着咖啡;街上满是轻便车辆,还有寻欢作乐的快活人;只听得空中飘着丝弦音乐,只看见四下生气盎然,一片热闹,到处亮着煤气灯,如同白昼!

    饭后,我们都想见识见识巴黎的特,这倒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见识到,因此大家在灯火辉煌的大街上溜达,看看百货店和珠宝铺陈列的漂亮玩意儿。有时,我们存心恶作剧,用莫名其妙的法国土话提些问题,害得那些一向不得罪人的法国人有苦难言,看到他们愁眉苦脸,我们就用法国字中的下流动词和形动词来刺激他们,嘲骂他们,折磨他们。

    我们看到珠宝店里有的东西注明“真金”,有的却标着“人造金”。大家对这种过分诚实的态度不胜惊讶,就打听一下。这才知道当地多半人都分不清真金假金,因此官家勒令珠宝店把所有的金首饰分别试验,然后根据金子成正式标明,人造金的首饰就得正式标明假金。据说珠宝商都不敢违抗这项法令,外邦人在他们店里不管买了什么,都可以相信包管货真价实,决不有虚。说真个的,法国确是个妙不可言的地方!

    后来我们便去找理发馆了。打小时候起,我心里就怀着股奢望,但愿有朝一日在巴黎一家富丽堂皇的理发馆里刮脸。但愿直挺躺在一张软垫的躺椅上,四面是画,还有豪华的家具高头是满墙的壁画和贴金的拱顶,眼前是几排哥林斯式柱子伸展开去;满室阿拉伯香水,闻得我心神荡漾;远处嗡嗡声催人欲眠,把我送进了黑甜乡。过了一个钟头,我依依不舍地醒了过来,只见一张脸刮得又光又嫩,活像小娃娃。临走,我在理发师头上举起手说:“上帝保佑你,孩子!”

    我们东找西找地找了两个钟头光景,连一家理发馆都没看见。只看见假发店,玻璃橱窗里陈列着涂脂抹粉的蜡制强盗人头,头上扎着没有生气的蓬乱发,真令人作呕,一对直楞楞的眼睛,盯着橱窗外的过路人,脸死白,活像幽灵,把过路人都吓跑了。我们开头一直不敢看这种商标,后来终于认定做假发的势必也是理发师,因为我们找来找去也找不到这一行业的合法代表。我们进去;一问,果然是理发馆。

    我说我要刮脸。理发师问我住哪儿。我说,别管我住哪儿,我只要刮脸——当场就刮。医生说他也要刮。那两个理发师一听顿时手忙脚乱!他们先是拼命讨论,接着就匆匆忙忙地跑来跑去,在什么偏僻角落里一阵乱搜,找寻剃刀,再翻箱倒箧地找肥皂。然后带我们到一间狭小、简陋、肮脏的后房;端来两把普通的靠背椅子,让我们和衣坐在上面。我那向往已久的幸福美梦顿时化为泡影!

    我坐得笔直,一声不响,心里有苦难言,脸上却故作正经。一个做假发的恶棍竟在我脸上吓人地涂了足足十分钟肥皂沫,临了还把一大堆肥皂水塞到我嘴里。我用粗鲁的英国话骂了一句,趁势把那口臭水吐了出来,还说:“外国佬,当心!”转眼工夫,这个强盗便亮出剃刀,在靴筒上磨了一通,就不安好心地在我脸上打量了足足六秒钟,然后一副凶神恶煞模样,饿虎扑羊似地向我直扑下来。剃刀刮处,脸皮顿时拉开了口,痛得我从椅上直跳起来。我大发雷霆,怒不可遏,那两位仁兄可乐了。他们的胡子都不硬,也不密呢。咱们还是一语带过,别欣赏这幕惨剧吧。单表我忍受法国理发师这分惨无人道的折磨,好容易才刮完脸;我时时痛得说不出口,脸上热泪纵横,可总算熬过来了。然后这个杀人未遂的凶手拿了盆水,凑在我颏下,泼得我满头满脸都是水,口也是水,颈背也是水。他存心不良地借此洗去肥皂和血水。他拿条巾,替我抹干脸,正要动手给我梳头,可我求饶了。我用句反话吓退了他,我说剥脸皮已经够受了——我不愿再给剥头皮啦。

    我对米开朗琪罗的非凡天才一向钦佩——举凡诗歌、绘画、雕塑、建筑,那人门门通——他干一行,一行。可是我不愿拿米开朗琪罗当早点,当便餐,当午饭,当茶点,当晚餐,当餐间小吃。我不时喜欢换换口味。在热那亚,什么都是他设计的;在米兰,什么都是他或他门生设计的;科莫湖是他设计的;无论在帕多瓦、维罗纳、威尼斯、波仑亚,向导嘴里净挂着米开朗琪罗这名字。在佛罗伦萨,几乎无一不是他画的,无一不是他设计的。他就经常坐在一块心的石头上观赏他人设计的东西。他们把那石头指给我们看了。在比萨,除了古老的制弹塔,什么都是他设计的,这塔要不倾斜得那么厉害,他们也会算在他账上。他设计了里窝那的码头和契维塔韦基亚的海关税则。可是在这里——这里才叫惊人呢。他设计了圣彼得堂;他设计了教皇;他设计了万神庙、教皇圣军的军装、台伯河、梵蒂冈、大剧场、喀比塔神堂、塔比安岩、巴勃里尼宫、罗马天主教堂、大平原、阿匹安大道、七山、卡哈卡拉浴场、克劳提安水道、大下水道——这个不朽的讨厌鬼设计了这座不朽的城市,要不是所有的人和书本全在胡说八道,那么城里的画都是他的大作!有一天,谭对向导说,“行了,行了,行了!别说啦!千句并一句说吧!就说造物主是根据米开朗琪罗的设计,创造意大利的吧!”

    我昨天听到原来米开朗琪罗已经故世了,不由谢天谢地,大大安心,心平气和,落得个耳目清净,生平还是头一回感到这样呢。

    可我们拿这向导出了一顿气。他带领我们在梵蒂冈好些大走廊上,穿过好几英里长的名画和雕塑;还在其他好多宫殿里,穿过好几英里长的名画和雕塑;他指给我们看西斯丁礼拜堂中那幅巨画,还有不少壁画,多得可以把天堂都绘满了——差不多全是米开朗琪罗的大作。所以我们就跟这向导假装糊涂,专发愚问,凭这一下花招,我们难倒过不少向导呢。这帮家伙从不起疑,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挖苦。

    他指给我们看一座人像,说:“相筒。”(铜像)

    我们冷冷地看看这像,医生问道:“米开朗琪罗的作品?”

    “不——不知道谁。”

    后来他指给我们看古老的罗马公所。医生问道:“米开朗琪罗?”

    向导瞪一眼。“不——在他出生前一千年。”

    后来看见一座埃及方尖石碑。又问:“米开朗琪罗?”

    “唉,天哪,各位宪生!则是他出生前两千年的!”

    有时他对我们这样老问个没完,感到腻透了,就不敢再指给我们看什么。这坏蛋千方百计地想要我们弄明白,米开朗琪罗只是负责创造一部分世界而已,无奈说来说去总不得结果。一味研究、观光,眼睛都看花了,脑子都吃力了,歇一歇倒也有必要,否则我们势必变成白痴了。因此,这向导就得继续受罪。他要不高兴,那反而大吃苦头。我们可高兴呢。

    我还在此用一章篇幅,谈谈那帮必不可缺的讨厌坯——欧洲的向导吧。许多人心底里都巴不得不用向导;可是明知少了向导又不行,就巴不得拿向导开开心,来补偿向导作陪受的罪。这目的我们倒达到了,如果我们这番经验对其他人有用,欢迎采用。

    向导都懂得点英国话,刚好能把一切搅得乱七八糟,弄得人家不到头脑。那套故事——那套用来指点人家参观雕像、绘画、大教堂等类名胜奇迹的掌故,他们都背熟了。什么都晓得,就像鹦哥一样学说出来——如果给人家一打岔,把话岔到题外,他们就得回过头来,重新说起。他们一生专门给外国人雇来向导参观奇珍异宝,听客人赞美几句。好听上劲儿的赞美是人之常情。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孩子才会当着人面说些“俏皮”话,干些荒唐事,才会想其他法子“卖弄”一下。正是因为这个道理,碎嘴子才会冒着狂风暴雨出去,抢先说件耸人听闻的消息。向导的特权就是天天指点外邦人看看名胜古迹,博得人家欣喜若狂的大事赞美,那么,请想一想,他怎会不渴望人家这么赞美几声呵!他听惯了赞美,所以碰到人家稍为冷淡,他就绝对受不了。我们发现这点以后,每当向导领我们到什么伟大壮丽的名胜面前,我们就再也不欣喜若狂,对什么再也不加赞美,只装出一副无动于衷的脸,傻里傻气地漠不关心。我们找到他们的弱点了。就此大大利用。时时惹得有些向导火冒三丈,可我们倒始终心平气和。

    通常都由医生提问题,因为他能不动声,看来比天下任何人都像个通灵白痴,说话的声调也比任何人都透着傻气。这在他身上倒是浑然天生。

    热那亚的向导专招揽美国人的旅行,因为美国人面对哥伦布的遗迹,总是惊讶万分,总是感慨多端,热情奔放。我们那个向导可坐不定,立不安,活像吞了个弹簧垫子。他浑身是劲——满心焦急。他说:

    “跟我来,各位宪生——来!我给你们看克利斯朵夫·哥郎波写得信!——亲自写得!——亲手写得!——来!”

    他把我们带到市政厅。拼命掏了那么多回钥匙,开了那么多道锁,那封污秽的古老文件终于摊在我们面前。向导眼睛闪闪发光。他在我们身边跳来蹦去,手指弹弹那张羊皮纸:

    “瞧我说的,各位宪生!可不是?瞧!克利斯朵夫·哥郎波亲笔——亲自写得!”

    我们脸冷峻,漠不关心。在这段令人难熬的冷场中,医生不慌不忙地把这文件研究了一番。看后丝毫不表示兴趣地说:

    “啊——福开森——你——你——你刚说写这玩艺的家伙叫什么名字来的?”

    “克利斯朵夫·哥郎波!伟大的克利斯朵夫·哥郎波!”

    又不慌不忙地研究了一通。

    “啊——是他亲自写的,还是——还是怎么的?”

    “他亲自写得——克利斯朵夫·哥郎波!他亲笔字,亲自写得!”

    于是医生放下那文件说:

    “唉,在美国我看到过,十四岁小孩写的字,也比这高明得多呢。”

    “可则是伟大的克利斯朵——”

    “我不管他是谁!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糟的书法呢。你可别想哄我们外邦人。我们绝对不是傻瓜。你要有什么货真价实的墨宝,就拿出来看看!——要没有,那就赶车吧!”

    我们就赶车走了。向导给大大奚落了一顿,可他还是豁着再试一下。他有套法宝,自以为能说服我们。他说:

    “啊,各位宪生!肯我来吧!我给你们看看漂亮的,喔,壮严的克利斯朵夫·哥郎波像!——又雄伟,又神气,又壮严!”

    他把我们带到那座漂亮的像跟前——因为这确是漂亮——就一箭步跳开,装模作样的:

    “啊,瞧,各位宪生!——真漂亮,真神气,——克利斯朵夫·哥郎波像!——多漂亮的像,多漂亮的座子!”

    医生戴上了单眼镜——是特地为派这用场才买的:

    “啊——你刚说这位先生叫什么来的?”

    “克利斯朵夫·哥郎波!——伟大的克利斯朵夫·哥郎波!”

    “克利斯朵夫·哥郎波!——伟大的克利斯朵夫·哥郎波。呃,他是干什么的?”

    “发见美洲!——发见美洲,喔,滑见鬼!”

    “发见美洲。不——那话简直靠不住。我们就是刚从美洲来的。我们可没听说过。克利斯朵夫·哥郎波——名字倒好听——他——他死了吗?”

    “喔,活见鬼!——三百年啦!”

    “他怎么死的?”

    “我不知道!——我说不上。”

    “想来是出天花吧?”

    “我不知道,各位宪生!——我不知道他怎么死得!”

    “大概出痧子吧?”

    “恐怕是的——恐怕是的——我不知道——我看他总是得什么病死得。”

    “父母还活着吗?”

    “不——苦能!”

    “啊——哪是像,哪是座子?”

    “天呐!——则系像!——则系座子!”

    “啊,有数了,有数了——配得妙——实在配得妙透。这——这位先生是不是头一回在像上?”

    外国人可不懂那种笑话——向导对美国式笑话的妙处可领会不了。

    我们弄得这罗马向导啼笑皆非。昨天我们又到梵蒂冈,在那座稀世珍品的宝库中消磨了三四个钟头。我们往往忍不住流露出感兴趣的神情,甚至流露出欣赏的眼光,这可很难熬住。但到底熬住了。在梵蒂冈博物馆里,可没人不感兴趣的。向导真弄糊涂了——不知怎么办是好。他到处猎取奇珍异宝,差点跑断了,全副聪明都用在我们身上了,可就是无济于事;我们对任何东西都不流露任何兴趣。直到最后,他才把自以为最神奇的东西搬出来——一具埃及皇族的木乃伊,也许是世界上保存得最好的一具吧。他把我们带到那儿。这回,他信心十足,原来那副热情多少又恢复了:

    “瞧,各位宪生!——木乃伊!木乃伊!”

    医生照旧平心静气,不慌不忙地戴上单眼镜。

    “啊,——福开森——我刚听说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来的?”

    “名字?——他没名字!——木乃伊!——阿及木乃伊!”

    “对,对。本地人?”

    “不!阿及木乃伊!”

    “啊,原来这样。大概是法国人吧!”

    “不!——不是法国人,不是罗马人!——生在埃及塔!”

    “生在埃及塔。从没听说过埃及塔这地方。恐怕是外国地方吧。木乃伊。他多镇静——他多沉着。他,呃——他死了吗?”

    “唉,真见鬼,死三千年啦!”

    医生恶狠狠地对他回过头来:

    “喂,喂,你这样做算什么意思!见我们是外邦人,想长长见识,就当我们土老儿耍弄吗!想拿陈年臭体骗我们!——真正是岂有此理,我晓得—晓—你要是有好看的新鲜活死人,就拿出来!——不然的话,哼哼,我们就叫你脑袋开花!”

    我们弄得这法国人实在啼笑皆非。谁知,他不知不觉中,多少给我们一报还一报。今天早晨他上旅馆里来打听我们起身了没有,接着尽力把我们的样子形容一通,好让旅馆老板弄懂他说的是谁。临了还信口说我们是疯子。这话说得那么天真,那么老实,真不愧是个向导说的。

    有一句话(上文已提到)用来对付这帮向导,总叫他们倒一口冷气,屡试不爽。碰到我们想不出什么话好说,我们就老用这一句话对付。他们满腔热忱都用在我们身上,一边指些古代铜像给我们看,一边大加赞美,我们就傻傻地看上一看,沉默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其实是能拖多久就拖多久——最后问道:

    “他—他死了吗?”

    (陈良廷、徐汝椿译)

    注释:

    指罗马。

    一位同行的游客。

    指《最后的审判》,此画花去米氏七年工夫。

    【赏析】

    《傻子出国记》是一部游记。1867年初,马克·吐温在圣路易斯看到报上刊登租用“教友城号”轮船游览地中海国家和朝拜圣地的广告,便写信给《上加利福尼亚报》,请他们派他随同出洋,报道此番盛举。6月8日,承载着66名乘客的“教友城号”启碇远航。在将近半年时间里,马克·吐温为《上加利福尼亚报》、《纽约先驱报》、《纽约论坛报》写了近60篇通讯。回国之后,马克·吐温到处发表演说,讲述此次旅行的见闻。后来他又接受出版公司的建议,将这些通讯编成一本游记书,即是1869年出版的《傻子出国记》。此书一出版,就非常畅销,从此马克·吐温成了美国和欧洲家喻户晓的人物。

    《傻子出国记》所记述的容纵贯古今,横跨欧亚,可谓丰矣,但所有这些丰富多彩的事物,都不是以客观报道的形式,而是以主观感受呈现的。这种主观,与其说出自马克·吐温本人的个,毋宁说出自美国旅行者的集体意识。进一步说,这种集体意识并非轮船上所有美国人的同意识,而只是有活力的青年人的意识:乘客中的老年人被视为无物;个虚假、装腔作势的人,对欧洲文化盲目崇拜、人云亦云的人,则被当作讥刺的对象。叙事者的这种定位,固然与马克·吐温作为记者的社会身份有关,更主要的原因,非如此则不能展示马克·吐温的有力的幽默,也不能表达马克·吐温的社会和文化观点。

    《傻子出国记》中的美国青年(包括作者自己),是一充满活力、无所顾忌、敢作敢当的年轻人,对他们说来,欧洲这个旧世界不是太过规矩而驯顺,就是太过陈旧而诈,因此他们忍不住要搞出一些恶作剧。作品中说,他们在巴黎的饭店里大吃大喝、心满意足后,在灯火辉煌的大街上蹓跶,看百货店和珠宝店的漂亮陈列,“有时,我们存心恶作剧,用莫名其妙的法国土话提些问题,害得那些一向不得罪人的法国人有苦难言,看到他们愁眉苦脸,我们就用法国字中的下流动词和形容词来刺激他们,嘲骂他们,折磨他们。”这是表现他们这种心态的例子。他们为自己的各种恶作剧感到开心——假装不知饭店的通行骗术,难为侍者,他们很开心;捉弄随行或当地的导游,不论导游向他们推销商品还是讲解风景名胜,都让导游感到挫败,他们很开心;肆无忌惮地盯着威尼斯广场上女人的脸庞看,声称“据说本市姑喜欢给人盯着看”,他们很开心;避开守卫夜里偷偷游览雅典巴特侬神庙,偷葡萄园里的葡萄,被当地察捉住护送归来,依然很开心。在所有恶作剧中,捉弄导游也许是游记中最具幽默的篇章了。当导游对名胜古迹做热情洋溢的介绍时,他们不是表现出惊奇,反而装傻充愣,提出愚蠢的问题,让导游毫无办法,十分泄气。例如,在意大利游览的时候,当向导热情地出示哥伦布的真迹时,游客中那个“比天下任何人都像个通灵白痴”的医生,会假装不懂导游的意思,说美国十四岁小孩写的字,也比这书法强得多,“你要有什么货真价实的墨宝,就拿出来看看!”当导游兴奋地出示埃及木乃伊时,医生会装模作样研究一番,而后假装愤怒地说,这是想拿陈年臭体骗他们,“你要是有好看的新鲜活死人,就拿出来!”

    这些美国人在国外的纵情享受、敢作敢当,与他们的自命无知、装傻充愣,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在美国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人一直是欧洲人眼中的美国佬(Yankees),是缺少文化熏陶的天真汉。而美国人自己也自觉不自觉地认同这种形象,在文化的领域里,积极致力于模仿欧洲的文化。但是,到19世纪后期,形势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美国人越来越感到需要摆脱欧洲传统的制约,确立独立的文化身份。马克·吐温的文学生涯,是美国人构建文化身份的一个重要部分。他的《傻子出国记》中的生机勃勃的美国人形象,以及一种北美大陆式的自由奔放甚至有点儿粗野的文学风格,都是美国的崭新自塑,与欧洲文化划开了界限。如果说,力充沛、乐观享受、举止随便、不耐繁文缛节是对美国人个的强调,对他们智力上的说明则是所谓“傻子”(innocents)。马克·吐温借用欧洲人给美国人的头脑简单、未经世面的定型(stereotype),却颠覆了其中的文化含义,于是这种天真就具备了质朴有力、敢于直面真理的文化品。这样,我们看到,无论对旧世界的欧洲,还是对基督教圣地的巴勒斯坦,作者都不愿接受既定的观点,宁愿以纯真、直率、无所忌惮的态度,求得自己的理解。例如,关于中世纪著名的阿倍拉尔和哀绿绮思的故事,传统上一直是作为高贵而凄婉的情的典型的,马克·吐温却说阿倍拉尔人品卑劣,同情雇佣打手袭击阿倍拉尔的傅尔伯。说到彼特拉克和萝拉的恋故事,他同情的不是两位当事人,而是那位可怜的不知姓名的“萝拉先生”。谈到《圣经》人物,他认为以扫的人格比约瑟要伟大。这些见解本身是否得当姑且不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所蕴含的独立的神,以及平等、自由和尊严的观念,这正是地道的“美国神”,是“傻子”文化格的核心,也是叙述者自信之所在。正因如此,作者才敢于大胆宣称,拉斐尔描绘梅迪奇家族的坏蛋坐在天堂里跟圣母和天使亲切会谈,虽然艺术上是美的,但还是表现了卑躬屈节的奴

    从《傻子出国记》可以看出,一个民族追求积极的自我认证,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书中美国青年的种种胡闹、刻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焦虑的反映。马克·吐温的杰出之处,在于他用强有力的文字,将这种焦虑变为幽默和狂欢,令读者捧腹。马克·吐温是讲故事的能手,他能将旅途中不起眼儿的事件讲得趣味横生,活灵活现,令人忍俊不禁;同时在书中穿插了大量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模拟当时的场景,有声有。但本书最主要的喜剧还是来自“去魅”,即通过比照现实的真实情形与头脑中的模式化观念的反差,制造幽默的效果。例如在法国理发的经历,作者先描述一番对法国理发馆的美妙憧憬,而后叙述自己如何在肮脏丑陋的小屋里被“剥脸皮”的过程,读来非常滑稽。在威尼斯夜晚坐在小艇上听船夫唱船歌,不正是人人都向往的么?然而作者对船夫的歌唱听了一阵之后,终于忍不住了,“喂,喂,罗德里古·冈柴勒斯·麦哥·安基罗,我是个香客,人生地疏。可不许你这样猫叫春似的喊叫撕碎我的心。再这么号下去,我们就得有人求饶了。……话说到这里,我可赌下毒咒,决不准你瞎唱。再嚷一声,就送你下水。”也许只有马克·吐温,才能写出这样声情并茂、令人开怀的幽默文字。

    (尹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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